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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医院“挖走”基层医生 患者看病难

  2017年12月18日-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继续解决好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,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要在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,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。由此可见,群众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受到中央高度重视。

  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由来已久,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,但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值得关注的是,目前基本医保覆盖率超过95%,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都已经有了基本医疗保障,但还有部分长年在城市“漂泊”的流动家庭及其成员还没有医疗保障,其工作、收入均不稳定。这是他们的后顾之忧,也是当前医疗保障工作比较薄弱的领域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朱恒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解决流动家庭医疗保障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全民医保,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问题。

  看病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

  中国经济时报:目前群众反映的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到大医院看病难,经常要排队,耗时费力,比较艰辛;二是看病费用高,挂号费涨了,药品价格仍较贵,遇到大病时,很多家庭仍然负担不起。您认为,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会不会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?

  朱恒鹏:看病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,因为医疗上本身就存在着很难突破的矛盾,我们对医疗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,我们对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质量,以及治愈能力的要求,一般都超过医学的发展,特别强调的是,进入小康社会以后,健康长寿成为我们主要的关注点。

  总体来看,看病贵有客观的原因。首先,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,看病贵60%都可以用技术进步来解释,出现了更多药品,更多医疗器械,更多治疗手段,延长了寿命,但抬高了费用。特别好的医疗技术,实际上是改进了诊疗手段,改进了医疗条件,或者把疾病或绝症改成慢病,这些都会产生费用。其次,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,患者的年龄越大,治疗效果越差。第三,慢病由于治病的时间很长,带病是终生的,所以花费高。

  在中国,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第一,中国的制度使得过去没有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这样的分类,全科医生在美国被称为初级诊疗医生,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能治疗,全科医生的价值是能解决大多数居民的就诊需求,甚至可以解决居民80%的就诊需求,剩下20%的需求,再根据情况转到合适的医疗机构去。这样的全科医生能极大地节省就诊时间,减少不断复诊,不断找医生的频次。在中国,患者往往要挂多次号,看多个医生,但在英国,大多数患者的家庭医生,完成了90%的门诊和治疗,大多数患者看1—1.2个医生,而中国患者大概要看2.6—2.7个医生,所以产生看病难、看病贵的现象。第二,与三级甲等医院(以下简称“三甲”)和虹吸现象有关,三甲医院由于行政定位等因素,盖大楼,买设备,增加病床,把基层医生“挖”过去,把患者“带”过去,同样一个医生,在三甲医院看病就比二甲医院贵,大多数患者都涌入到三甲医院看病。这两大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的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。

  流动家庭医疗保障要靠全民医保

  中国经济时报:分群体来看,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在低收入家庭和长期流动家庭尤其突出。低收入家庭遇到大病医保不能完全负担,面对巨额医疗费用往往求助无门。而部分长期流动在城市的家庭还没有医保,家庭收入也不高,遇到大病也负担不起。对于这些家庭的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

  朱恒鹏:这实际上是一个低收入家庭医疗救助的问题。对于低收入家庭,国家要有一个较好的医疗救助制度,但仅有医疗救助还不行,我们还要量力而行,尽力而为。

  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解决什么样的疾病,这决定了医保水平,这涉及到低收入家庭完全通过医疗救助免费提供的话,我们的医保水平保多大疾病?一般的疾病我们当然要保,儿童先天性心脏病、儿童白血病我们也保了,但是像换肝等大病是不是要保,这就要看一个国家全民接受的程度,低收入家庭保得越高,交的税也会越高。

  而长期流动家庭医保问题最终要靠全民医保来解决,这是一个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问题,全国性统筹医保的建立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。医保全覆盖了,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  医保公平但还须完善

  中国经济时报:在您看来,中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?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,能否真正解决解决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?

  朱恒鹏:完善医疗保障存在一个问题,就是医保要保到什么水平。对于医保来说,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。因为,现在我国国民人均GDP是8800美元,美国人均医疗费用就接近这个水平,肯定不能把我们的收入全都用在医疗上。所以,一个国家能投入到医疗上多少钱,都有一个排序的问题,我们能在医保上花多少钱,有一个量力而行的问题。当然发展中国家,像中国,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1/5,我们希望和发达国家居民享受一样的医疗保障,这很不现实,这个困难总是要面对的,媒体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。

  医改光靠政策,靠三甲医院肯定不行,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、医疗等领域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,要靠放开对医生的束缚,让医生自由执业。医生能够自由执业了,能够开办医疗机构了,慢慢通过体制外改变体制内。

 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民医保体制,大家交费,工资高的交得高,工资低的交得低,但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,基本医保大家公平享受,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,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

  来源:中国经济时报